”有人会很认真的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请推荐我当院士。真的很可笑！昨天，正在出席北京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陈佳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前科技界的一些“奇怪”现象进行了批评。

奇怪的形象:欺诈和抄袭

陈佳洱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20世纪50年代，师从中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朱光亚，回忆当年求学的经历。77岁的陈佳洱深受感动。他说，老一辈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非常严格的学习风格。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数据采集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些错误。“1951年我第一次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是我们当时的物理系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非常严格。学生们必须先告诉他实验过程，然后才能开始实验。如果实验过程不够好或者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归还。他当场给每节课都打分。如果他能得5分，那么这个学生会很高兴的。大家都喊他吃花生。”说起他的老师朱光亚，陈佳洱非常感动。他说朱老师备课的时候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很工整。

陈佳洱说，与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细致的精细作风相比，有些研究人员远远落后，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抄袭。这种不良行为不仅是个人人格的退化，也影响了中国研究者的国际声誉。

奇怪的形象2:发论文最重要

“现在说到科研水平，就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力的论文了。其实这种‘唯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许多单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论文数量及其影响力。很多单位也过于注重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尤其是《自然》和《科学》。“所以一直有人要我推荐当院士。”

陈佳洱告诉记者，事实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发表在《自然与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强调“新奇”，其中许多是先进的科技新闻。虽然他们关注的人多，影响力大，但并不意味着发表的论文的学术或应用价值一定高于其他杂志发表的论文。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主要看重科研成果对社会升级的实质性贡献，不以论文数量、发表期刊的影响力等量化因素对英雄进行排名。日本也是如此，陈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学家朋友在日本理论物理杂志等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只要结果的水平和质量高，无论发表什么期刊，总会引起科学界的关注。”

奇怪的形象3:朋友变成对手

如今，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不再是紧密的合作伙伴，而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也让陈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创新需要不同学术理念的交流合作和碰撞。但是现在激烈的竞争使得一些科研人员不愿意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无法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在署名方面违背了科研诚信原则。

“以前不是这样的。”陈佳洱回忆了从吉林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参与筹建中国第一个核教育基地的过程。“当初北大根本没有基础，完全靠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科院现代物理研究所全力支持。从仪器设备到教学实验楼，连学生和教职工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修建的。正是有了这种紧密的结合，一大批年轻的核人才迅速成长起来。我们前两个毕业生里有9个院士。”除了培养青年人才之外，在全国两弹一星元老中，朱光亚、、周、、于敏等都是从北大转到研究所并为全国“两弹”做出巨大贡献的教师。

"我本人受益于中国科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密切合作."陈佳洱说，196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张劲夫被派往英国学习时，他自言自语。当时中科院只有四个名额，他给了北京大学的陈佳洱一个。

“近年来，无序竞争和功利性的政绩观使得科研体系的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研与教学分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这位老科学家非常焦虑地说。记者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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