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看书

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听

1986年，刚过半个黄金八十年代，路遥从陕北的大山煤矿里走出来，抖抖身上的尘土，拿下了第一版《平凡的国际》。

然而，迎接这部汗流浃背的作品的却是对文学改版的冷评论:“我不能再继续学习下去了，我才能被感动。这并不奇怪。我觉得慢或者累赘。故事没有悬念，一点意外都没有。”

这部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在80年代，当先锋文学开始流行时，似乎姚橹过时的现实主义写作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

这时候《普通国际》还没拍完。如果总是收到低评价，很难想象路遥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结束这部小说。

作家路遥

改进来自电台。

1987年，通用国际公司确认将在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录制和播出。节目开播的时候，路遥还在创作。第一次录音发表在图书版，第二次发表在书店样书上，第三次发表在路遥的手稿上。

刘清的《创业史》引起了巨大反响。

也给了路遥很多启示。

孙少平慢孙少安的故事随着无线电波传遍了全国。这部小说由文字变成了声音，掩盖了亿万人的早晚。

在电视传播之前，广播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它也占据了大部分空闲暇时间。当时没有几个词的声音效果和普通国际一样。

近年来，随着网络电台的兴起，“听书”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复兴势头，甚至有人判断，毕竟纸质书的替代将不是电子阅读，而是网络电台。

但当时间回到30多年前，特别感谢电台知识的路遥，会同意他的读者只听不看吗？

听书会取代看纸质书吗？

听书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不得不承认，一个归功于“读书党”的读书时代已经到来。

根据上月底公布的第17次全国阅读调查结果，只有36.7%的中国人愿意阅读纸质书，但仅在一年前，这个数字是38.4%。剩下一半以上的人除了电子阅读，还喜欢听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超过30%的中国人养成了听书的习惯。2018年，成人收听率还是26.0%，2019年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超过30%。计算结果也与我们的日常感知一致:

公园里，“三杰五义”在健身爷爷腰上的其他小音箱里播放；地铁里，上班族用耳机屏蔽国际，更换罗振宇和村上春树；写字楼里的白领们早就听过热播剧的原著小说了；有多少人听过《明朝那些事》早晚会在高峰堵车的时候没时间看...

用高度口语化的语言叙述明史，《明朝那些事》无疑适合“听”。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听书的比例更高，达到34.7%。至于00后读者中应有的一部分，“书是用来听的”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先天的认知。

随着受众群的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资本瞄准这个新型的购物中心——你可以找到任何热门小说、经典作品、成功学习的秘诀、心灵鸡汤的音频版本。

相对于看书，听书的优势可以简单总结为:便携、轻松、随时随地。

书的载体越来越多。

即使像Kindle一样轻薄，也总会在背包里占据一边空，而有声书只需要一部手机。

相对于努力学习，听书相对容易承受，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套音”。在上下班、做家务、做饭的同时，可以听完一本书，简单的带来一种利用碎片时间的成就感。

有很多人认为有声读物可以在没有眼睛甚至没有大脑的情况下作为日常消遣。

但听书最大的问题恰恰是这种“惬意”。

袁枚的《与园食单》，你只需要看一遍就能品尝到美食。

清朝时，袁枚用《黄生借书》一文劝少年黄云秀读书时，曾作过这样的判断:“书非借不可读。”

为什么借的书能读好？

因为“如果你不是淑女的东西，你会被逼着拿，但你永远不会停止玩弄”，借款人担心主人的要求，所以他可以快速仔细地阅读。

而另一方面，那些收藏丰富的富裕家庭，却“期待不一样的一天”，日复一日的推着，一天也没有读完。

现代人读书的成本和古人相比，现在已经很低了，有声读物读书的成本干脆降为零——不需要买书，不需要阅读设备，不需要一个人抽出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专心致志。

这种轻松，在降低阅读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阅读本身的严肃性。读过的作品变成了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一夜之间，读者自然失去了啃硬骨头的兴趣和能力。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可和法国作家卡瑞尔在《别想出书》中说，纸质书是一种完美的创作，没有其他载体比纸质书更适合书籍的使用，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电脑甚至各种电子阅读器的创作，不能代替纸质书，但更证明了纸质书的价值。

有哪些适合听的书？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听和广播是许多家庭晚餐时的保留节目。每天晚上，家家户户打开收音机，总有一个年轻人骑着马穿过首都的街道，听着自己的声音从不同的窗户飘出来。

这个自恋的家伙就是王刚，他在《暮光之城》中讲故事的哈尔滨在长江南北都很受欢迎。这部讲述地下党与日寇斗争的小说，被王刚改编后尤其成功，评书版的影响力甚至比原著还要高得多。

那时候因为播音而走红的书不止一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早就开设了《龙系列》这一节目，出版之初就将《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名著改编成音频版。

《白鹿原》很早就被录制成有声读物。

陈曾在文章中回忆说，他曾在家乡遇到一个农民，碰巧是《白鹿原》的观众。他一见到陈就抓住的手，大声谈论他的作品。在陈看来，广播剧对当时普通人的好处，就像有声读物对当代人的好处一样:

“在广播电视上播放小说，只是进入社会读者内心最快捷的方式，比阅读文字更方便...村民在锄头上或地上听，城里人走在城墙根下，手里拿着收音机听。”

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适合用音频版来传达，那些叙事无力、思辨性强的文本注定是缺乏受众的。

还是以《普通国际》为例。1986年，当路遥完成他的第一本书时，格非正在计划他的著名作品《迷失的船》。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没有开篇。苏童以《1934年流放》成为文坛，莫言的《红高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引起震颤...

当时，我们今天熟悉的著名作家几乎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文学的浪潮和奇怪而美丽的南美文学。

先锋学校的作品阅读不流畅，更不用说听力了。

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精神分析、意识流和魔幻主义。在大量“先锋”作品的背景下，《平凡的国际》恰恰是最适合阅读的一本。

《平凡的国际》的剧情，贴近生活，简单的加入一些音效就成了流行的“广播剧”。但如果非要把先锋文学拍成广播剧，传播的作用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文本向声音的转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作品所面临的传播程度的让步。即使录音细致，制作精美，也很难完全还原原作。

比如1984年《暮光之城的哈尔滨》被拍成电视剧，期间王刚扮演说书人的角色:每次关键情节连上，现代打扮的角色就会跳出情节，给观众念一段旁白。这种处理故事的方式过于直白，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

看现代电视剧制作方法，刺这样一个说书人，多少有些突兀。导演李在新版《红楼梦》中使用了太多的叙述者，引起了相当多的谴责。

看纸质书，

是读者参与作品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漫长的前历史中，阅读更像是一种特权。只有少数既有文化又有连字符，有空闲情逸致和财富的阶层才能读得懂真本。大多数人接触文字的方式主要是声音。

在中世纪的欧洲，吟游诗人背上背着弦乐器，传递着由以前的历史和传说交织而成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成了“活书”一样的存在。

在东方，戏剧是中国小说的来源之一。《阿q正传》里的江南农民一辈子都读不懂，但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却很熟悉。

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奋起反抗的华北农民喜欢在服装、语言、行为等诸多方面对比戏曲舞台上的风格。因为那些歌唱和吟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常识的主要来源。

阿q死前想学着唱两句歌剧里的人物。/电影《阿q正传》

在老舍的代表作《茶馆》中，还有一个像大傻杨一样的说书人，用中国民间艺术完成了中国戏曲中的“分家效应”。

”又大又傻的杨，打着竹板儿，来到了大茶楼。大茶馆，老鱼台，生意兴隆还不错……”每一个场景都有大傻杨写的快板，就像一个老派的曲艺演员，为读者总结剧情。

无论是戏剧、讲故事、快板，还是今天的有声读物，听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朴素的色彩，或多或少的致力于读者解读文本的自主性。

一本书读出来就是一种演绎，不可能不融入二次创作的成分。阅读的节奏、顺序、语调、细节都不是自己完全掌握的，读者自然沦为听者。

老舍的《不是问题》改编成电影后也很优秀，但新技术无疑会影响阅读体验。正如一位读者所说，“阅读时，魏凡的脸就在我面前”。

以北大教授孔的散文《关心爸爸》为例，描述山东爷爷因为担心不能葬在身后而固执地想从哈尔滨回家。白叟流下眼泪，倒出他的儿媳妇，满嘴山东口音:

“冬儿他妈，我不能老在原彬。如果我在哈拉宾老了，野兽会把我烧成灰烬，化为乌有。我还是回关里老去吧。”

录音时该用普通话还是方言读这篇课文？如果用普通话，会不会让原文尴尬？如果用方言读，录音机的语气够地道吗？

不过对于直接看书的读者来说，这不是问题。无论懂不懂方言，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以更安全的方式重构单词。

另外，中国文学历来有“炼字”的传统，讲究字字珠玑，甚至“无字则风流”。这种对语言的极端追求，使得文字的编排本身成为一种视觉艺术，不多看两遍是无法理解的。

阿城的话经得起反复品味。

阿城的散文《六索》已收入语文讲义，语言充满张力:

”一个瘦瘦的矮个子男人站起来，走到电缆前，从电缆头里拿出一个竹制折叠角盒。他只是跳了一下，他的腿在布景里...他腰间还系着一根绳子，一端系在缆头上，另一端带着一缕黑烟弯弯地穿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子下面转了十多英尺，翅膀尖上的几根头发在风中抖动。”

这些短小精悍的动词嵌在字里行间，匆匆一听很难抓住它们的神韵。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作品在很多读者心中有很多版本。我们听过的有声书已经完全消除了这种解读空，就像从阅读时代回到了吟游诗人时代，只留下了一维的说教。

《读书的女孩》，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油画。

听书救了谁？

随着网络电台的复兴，很多听众和创作者涌入网上书店，作品质量难免参差不齐。

不妨在大大小小的有声书籍平台上听听明清小说。他们中有多少人能正确读出“唱”这个常用词？

更何况声音比文字还模糊。如果只听书的话，那么《儒林外史》的阎国子监文凭会姓阎，还是姓阎，还是姓阎？听了一本书左右就想不通了。

阅读的节奏也是由读者自己控制的。

苏东坡提出了著名的“八面受敌”法，即一本书反复读，每次读都有不同的顾虑:

“我试着阅读韩曙，并长期覆盖它。比如治理、人物、地理、官制、军事文献、金钱贿赂等等。不要等着数数，但一切都很好。”

阅读的速度和用心每次都不一样，显然很难完成。更重要的是，这是随着反复思考而产生的考虑。

毕飞宇在《小说类》中对林冲“走”上梁山的解读，说明《水浒传》除了有听故事的瘾外，还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在《水浒传》中，刚认识林冲的鲁看到朋友的妻子被猥亵，立即“拿了铁禅杖，带领二三十个破家，大踏步冲进庙里”，准备帮助林冲打仗。

之后林冲被发配，差点在野猪林被杀。感谢陆的帮助:“五更出门，一家人先投奔此林。”林冲被头领带走，鲁智深见了，却不急射:

“晚上听说那厮两个做鬼神，滚汤挣脚。当时我想杀这两只鸟，但是客栈人多，我怕被救。家人见这些家伙不好，越是放你走。”

前后几百字，对比之下，鲁笔下的的形象从前到后，或粗或细都是历历在目的，而这两个细节只能在短短的两分钟内看完。如果只是为了理解剧情而听书，就会错过认真阅读的机会。

《水浒传》善于刻画人物。这个故事可以读一遍，也可以读几遍。每个人物都值得玩味。

当然，每个人读的书不同，对阅读的定义也不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适合听，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值得读。如果你在业余时间用空在网上听很酷的文字，当然没有错——但这样的作品显然不在我们评论的“阅读”之列。

比如最近热播的《鬼吹灯》，靠剧情取胜，是网络小说中的好产品。听听。但是，对于真正爱书的人来说，在你之前读一本好书，对作者来说简直就是孤儿。

如上所述，黄云秀死在异乡。临死前，他让家人把他葬在袁枚的花园边上:“他曾经是弟子，死在营地里。”这种读者与作者的接触，显然不可能出现在平话先生与听众之间。

张对的修辞、政治、动作、语速、声调、方言等进行了分析。小说中的小说，其中可能没有“听说过”。

说白了，有声书更像超市货架上的矿泉水。他们便宜，解渴，老少皆宜的咸宜。业余时间用空听故事没问题，但是绝对不能把听书当成真正的读书，希望用矿泉水代替茶和酒的味道。

不过话说回来，大众娱乐时代，太多人只想喝水，知道怎么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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